极有标准与极限两重含义，综合地说，是事物存在的最高标准。
这个道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哲学或形而上学。但是，中国哲学的概念，在具体之中包含着抽象，在结论之中包含着前提，是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，是类比逻辑而不是线性的因果逻辑。
冯友兰对哲学的定义是：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。[26] 冯先生是理性主义者，他认为，精神境界主要是认识而认识以理智认识为主，但又不仅仅是认识，还要有情感体验。[21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0卷，第16页。这就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。[32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卷，第228页。
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中国哲学。[15] 这显然是指生命体验而言的。正如程颢所说：天理二字，是自家体贴出来。
《易传》说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。世界犹如一架钟表，甚至人本身就是一架精巧的机器。4．在生理与仁理的统一中，所以然与所当然实现了统一。太极是最高理念，相当于柏拉图的善。
二、朱子本人对理的解释和用法 朱子是理学家中唯一对理作出全面解释的思想家。说到人类的价值，则只能靠人类自身来完成。
自然之理即是本然之理。这所谓极，就是仁，而仁就在人的心中。西方哲学则认为自然界没有内在价值，其价值是由人赋予的。要真正解决人生价值的问题，还需要认识的综合，更需要生命的体验。
朱子所说的物理，是与生命有联系的。朱子哲学是前现代的，但其价值则是 超现代的。第二层关系是人作为生理的实现者，同时就是生命价值的创造者，实现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，因而并不完全是自然主义的。仁理作为生命价值的最高原则，有其生命存在的基础，因为人首先是一个生命存在。
[2] 如果说，天地生物之心只是生命创造的目的，那么，人心就是真正的道德目的。但仁理作为生理之完全的实现，不仅是一个存在的问题，而且是一个价值的问题，即所当然者。
这同单子论的预定和谐有一点相似，但是单子论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，而理则是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，一物有一物之理，但总天地万物之理，则又是一个理（太极），因此，是整体有序的学说。朱子有一个如人跨马的比喻：理在物上，使物运动，犹如人在马上，使马行走。
秩序存在于事物之中，又能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。从总体上说，理具有某种先验形式，但又是以经验为内容的，其先验形式不是纯形式，其经验内容也不是被给予的材料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朱熹的所当然之理，似乎不是这样的理。中国哲学从总体上说缺少分析，而重视类比与综合，但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性的综合。不这样做，就是理所不容。西方基督教哲学主张上帝立法，主体论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，也为自己立法，自然主义者主张自然法，如此等等。
秩序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和谐，繁而不乱，多而不杂，使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朱子之理也可以称之为理性，但究竟是哪种理性，则由于个人的理解不同而不同。
朱子所谓推上去时，理在气先云云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，并不是说，理真地先于物而存在。因此，所当然之理，既是天地自然之理，又是人心所具之理。
由此进一步推演，形式就成为规定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根源性的东西。但是，从现实上说，人与万物毕竟不同，人能得其全而万物不能得其全，只能得一些子（朱熹语）。
太极者理之极至，是极好至善的道理。关于这一点，从朱子关于天地之心与人心的论述看得非常清楚。但是，中国现代的一些哲学家，所遇到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似乎没有现在这么严重，因此没有来得及对西方哲学家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。当然还有人认为是认识理性，即概念的认识。
在朱子哲学中，一物之成为该物而不是他物，不仅由理决定，而且由气决定。牟宗三先生的兴趣在所当然，因而将其道德化，变成实体，建立了他的道德形上学。
从发生学上说，这是一种道德进化论的学说，在生命进化中即包含着道德目的，并在人类的生命中得到实现。在朱子学说中，可以说心是人之主宰，理是自然界的主宰，但心者人之心，身心是合一的。
而朱子所说的自然，就是最高存在，其中包含着可能的最高价值。但是当概念被抽象出来之后，就变成独立的存在，如同实在论、新实在论所说。
其价值虽来源于生理，但其实现却完全在人自己。所谓不易，正说明生生之道是一切变化中之不变者。中国人之重价值，于此即可见。我们说自然界有内在价值，是说自然界有生命创造和道德生成的价值，但这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。
但是，朱子认为，所以然之理是可以认识的，他的格物之学，就是即物而穷其所以然之理。因为所以然与所当然只代表理的两种重要含义，而理还有更基本的含义，二者的统一就是在其基本含义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。
我们说仁是所以然，就是一个陈述句，即陈述一个客观事实，回答是什么的问题。而倒是像中药铺里的方格子，分别装有不同性能的药材，但是真正使用起来，必须将各种药调配在一起，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。
但是，作为一种理性，同时意味着它是一种普遍原则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，人们应当去遵守。朱子所谓所当然，毫无疑问具有客观性，但他并不认为心只是个认识心，而毫无道德主体之义。